2024年10月,在股市已经受长期下行且短期面临破位压力时,我曾主张,让平准基金暂做一支“引而不发的箭”。因为,彼时出台的“一揽子”增量政策已经开始扭转预期,新的资本市场支持工具开始落地,直接动用公共资金托底,并非最迫切的选项。
随后两年间,在政策发力与科技创新叙事的共振下,A股经历了一轮显著的估值修复与结构性行情,场内外杠杆资金也随之不断累积,至2026年6月广义杠杆余额一度攀升至3.03万亿高位。然而,随着市场预期转向与高估值板块承压,两年后的今天,上证指数再次测试3600点支撑,科创板和创业板经受持续四个月的单边下跌后已接近腰斩。接下来可能继续面临科技叙事的变化、杠杆资金收缩以及海外科技股重新定价带来的冲击,已经使防止交易失序成为更紧迫的政策任务。
11月2日,央行等部门明确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转为长期制度性安排。11月14日,证监会吴清主席在首届中国资本市场学术年会开幕式提到,要深入研究评估量化交易、股份减持等制度规则的优化和公平合理的监管安排。这些政策和研究部署为完善市场稳定机制提供了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需要一项更明确的安排:将中央汇金已经承担的“类平准基金”职能制度化——让市场知道,异常冲击来临时,谁有责任、有能力承接流动性压力。
一、更快识别市场失序与杠杆收缩的风险信号
本轮调整已经超出了常规的调整走势,监管需要对未来可能存在的市场失序和杠杆收缩的反应更加迅捷。
第一,双创指数经历持续四个月的单边下跌。以6月30日和10月30日收盘为统计端点,创业板指累计下跌44.42%;科创50下跌47.42%。接近四个月的单边调整,两个指数已经接近腰斩。在4个月的83个交易日中,有18个交易日(21.7%)单日超4000只个股下跌,市场普跌持续冲击交易情绪。经历11月初的弱反弹后,11月12日开始,主要指数全体向下调整,16日再次单日4344家下跌。
第二,个人账户的跌幅可能比指数更严重。一方面,在经验上,散户普遍存在追涨杀跌的交易习惯,且在账面亏损突然扩大时选择硬抗。另一方面,在一个散户为主且没有做空机制的市场中,截至10月30日,已经有超过1120只股票跌破了2024年9月24日的收盘价。这至少提醒我们,市场中有相当一部分股票,已经低于两年前政策转向时的基准价,个股赚钱效应极差。
第三,比价格更值得警惕的是杠杆收缩。6月25日,A股广义杠杆资金余额达到3.03万亿的年内高点。10月30日已降至2.34万亿,累计减少约6899亿元,降幅达22.75%。其中,仅10月份就减少2267亿元,降幅约8.82%。申万31个一级行业在10月份全部出现融资资金净流出,电子、通信等科技成长行业成为减仓的主要方向。股价下跌导致抵押品缩水,维持担保比例而被迫卖出则再次压低价格,负反馈消耗的是账户中的真金白银。更值得关注的是,现有公开数据难以剥离杠杆回落中的主动降仓与被动强平——强平压力的外部可观测性不足,本身就是风险监测体系亟待补齐的短板。
第四,超跌反弹后将再次面临卖盘抛压。一是限售解禁高峰。12月有105家公司、市值约4742亿迎来限售解禁,是11月的4倍以上,且涉及多家科技成长企业。二是收益考核。公募基金需要“锁排名”,机构倾向于“锁收益”,集中调仓可能形成阶段性抛压,高波动科技股首当其冲。三是外围冲击。美股已经出现调整,美联储在最新的《金融稳定报告》中认为美股估值仍处于高位,美股的进一步调整也会带来输入压力。
上述四项指标指向同一个判断:市场已经出现显著调整,压力正在从价格环节向交易环节传导。面对市场不确定性上升和局部流动性冲击,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常设机制,提高应对异常波动的能力——平准基金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事实上,监管部门已多次明确支持中央汇金发挥“类平准基金”作用。我们真正需要推进的是,将已经存在的操作能力和资金后盾,转化为职责明确、规则清晰、运行可持续且接受监督的常设制度。
如果不形成常设制度,当市场再次出现非理性下跌时,投资者依然难以形成止跌的稳定预期。充当“类平准基金”作用的机构,如果介入和退出缺乏明确规则,过早介入或者在市场尚未恢复正常运行时过早的“相机减持”,还可能加剧市场波动。反复救市又退出,不仅消耗投资者的政策信任,削弱稳市机制本身的有效性,关键还消耗投资者的账户资金,部分投资者可能被迫永久退出市场。
需要明确的是,平准基金的核心职能是阻断“流动性螺旋”,而非逆转基本面周期。当市场下跌源于宏观经济下行或产业估值中枢重估时,允许基本面变化通过价格反映,但必须防止被迫抛售破坏正常定价与交易功能。如果出现交易功能受损和风险传导,平准基金必须果断介入,为市场提供稀缺的流动性承接。
二、日韩相关安排对资金与授权的启示
在将汇金等机构的实践转化为常设制度的过程中,除了立足本土,日韩等成熟市场在应对危机时的制度设计可以为我们提供规则层面的参考。
韩国的经验首先是把资金承诺做实。2020年3月公布的证券市场稳定基金筹措规模为10.7万亿韩元,由金融集团、金融机构和交易所等参与,资金按需要分批调用,拟投资KOSPI200等指数产品。金融委员会当年7月披露,已设立规模为1.2万亿韩元。韩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随后复盘指出,由于市场迅速回升,这项安排未实际投入买股。
中国可以借鉴的是事先签好出资与调用安排,使危机中的购买能力有可靠后盾,不能过度依赖危机中同样承受压力的金融机构临时出资。且承诺机制必须配套约束条件与压力测试,而不能只停留在纸面额度上。
日本的经验则在于明确授权。2002年依法设立的银行等保有株式取得机构,主要承接银行及相互持股企业集中减持的风险。其特别账户通过政府担保借款或发债筹资,开展收购须预先经运营委员会议决确定期限,并向首相和财务大臣报备。法定购买期限已于2026年3月底届满,机构却可最长存续至2036年3月底,继续管理和处置资产。
对中国而言,预算法律、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与央行职能边界,构成比日韩更紧的约束条件,制度设计的借鉴重点在于应当长期保留响应能力,为每轮实际干预设置单独授权、复核和退出安排。
三、构建中国版平准基金的常设运行框架
回购增持再贷款的支持力度已经加大,降低资金成本、提供长期支持,有助于增强回购增持意愿,但它仍有自己的传导条件。银行要评估信用,上市公司和股东要考虑偿债能力、经营现金流及持股风险,难以保证在恐慌发生时立即出现足够的承接。
因此,在回购增持再贷款已转为长期制度性安排的基础上,我主张把汇金“类平准基金”的职责落实为明确制度。实质性增量在于授权与责任。可以依托汇金设立专门稳市账户,明确决策授权、资金来源、损失承担与审计要求,将政策性稳市业务与商业经营分账核算。
首先,建立分级响应机制。证监会负责市场交易与账户风险监测,人民银行评估整体流动性环境,汇金承担具体操作,在明确职责的基础上建立联合评估机制。触发条件不锚定单一指数点位或股价跌幅,而应发挥监管部门掌握账户风险数据的优势,综合观察买卖价差、盘口深度、集中跌停、ETF折溢价、融资追保和被动减仓等指标,根据风险程度分级响应,明确预警、资金准备、启动干预和退出各阶段的决策权限与执行程序。在事先批准的额度、期限和标的范围内,赋予执行主体必要的操作权限;超出授权范围的事项,提交有权机关决策,避免逐笔协调延误响应。评估原则与授权安排应适度公开,使市场能够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具体指标和交易阈值则应保留必要弹性,并根据实践持续校准,避免高频数据噪声引发误判,也减少市场围绕机械触发线提前交易、削弱政策效果的可能。
其次,明确操作标的。严格限定以覆盖大、中、小盘及不同市场风格的宽基ETF作为核心操作工具,原则上不直接买卖个股,避免个股选择中的利益冲突与道德风险。宽基ETF具备高度透明、分散风险和天然隔离利益输送的优势;通过同步配置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及科创创业类ETF,即可精准疏通不同市值板块的流动性淤堵,既避免只关注大盘指数而遗漏中小盘的流动性压力,也能防止单一大盘指数护盘导致的市场结构扭曲。
再次,明确资金来源与损耗承担机制。构建“风险资本打底、金融机构融资承诺补充、央行提供流动性支持”的三层架构。第一层是权益风险资本金,依托汇金设立专门稳市账户,经法定预算审批程序,以自有资金、中央财政预算安排或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注入,明确风险限额与资本补充程序;入市后形成的投资损益全部计入该账户独立核算,发生亏损时由账户资本承担,确需追加资本的须经评估和授权。第二层是金融机构事前融资承诺,性质为补充性备用流动性,需事先明确资金性质与偿还顺序,并对压力情景下的履约能力作出约束与测试。第三层是央行提供的流动性支持,可在央行已明确支持汇金增持指数基金并提供必要再贷款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调用条件、期限与还本付息安排。同时,可发挥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等工具的配套作用,支持符合条件的市场机构盘活存量资产,增强市场化承接能力。
账户层面还需要三项配套:专门稳市账户独立分账,与汇金的商业性投资业务在账户、授权和考核上完全隔离;实行独立审计,年度报告披露持仓规模、损益与干预记录;定期向国务院及人大相关部门报送运行情况,使公共资金的使用可被问责。
从次,优化考核方式。建议按完整干预周期,并辅以三至五年滚动评价,考察交易流动性恢复、被动抛售压力缓解、市场化资金接续,以及资金成本和中期回报。韩国2020年针对危机金融支持完善监管免责规则,将无利益冲突、无重大程序瑕疵作为判断履职责任的重要条件。中国可据此细化尽职免责与违规追责的边界,让授权范围内的合理风险承担有制度保护,同时追究越权交易、利益输送和隐瞒损失的责任。
考核还必须预先接受两种现实结果。一是启动干预后市场仍继续下跌——只要实现了阻断被动抛售、修复交易流动性的目标,即应视为履职有效,不能以短期指数涨跌或账面浮亏倒推问责;二是市场修复后账户出现浮盈——应事先建立浮盈处置规则,浮盈优先用于补充账户风险资本金或冲抵历史干预成本,避免形成“国有资金抄底获利”的舆论争议。尽职免责的前提,是严格遵守触发条件、标的范围与授权流程;越权操作、利益输送、隐瞒损失,仍须严格追责。
最后,基金设立时就应交代如何退出。当交易深度、价差和融资链条持续恢复,市场化买盘能够接续时,逐步降低净买入,再根据市场承受能力分期减持。可限制每日卖出占成交量的比例,在市场重新失序时暂停退出;提前公布原则,延迟披露交易细目。日本央行的ETF处置提供了具体参照:2026年10月30日公布,自2027年1月起,计划每年出售约8600亿日元账面价值的ETF,按市值折算约相当于参考期市场成交额的0.1%,并保留临时调整或暂停的弹性。当然,日本的ETF属于货币政策资产退出,并非平准基金规则,但按市场容量控制卖出、避免二次冲击的原则值得借鉴。
常设机制与常态干预可以分开。稳定职能、组织和资金安排应当长期存在,每一次实际干预则应有条件、有边界、有退出。这样,既能在异常冲击发生时及时行动,也能为市场保留正常定价的空间。
与此同时,稳市政策要与改善居民收入预期、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强分红和投资者保护配合。流动性支持争取到的时间,需要转化为企业盈利和宏观经济的改善。平准基金是危机处置工具,不是市场托底承诺。若基本面预期持续走弱、产业逻辑持续重估,即便阻断了一轮负反馈,干预效果也会受限;把稳市责任过度压在一个工具上,既高估了它的能力,也会推迟真正需要的改革。
四、以制度确定性捍卫市场长期信念
在官方“发挥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关键枢纽作用”的定调下,在“第四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时代趋势下,在多数优质上市公司“长期研发投入与产业升级仍在推进”的背景下,上证、创业板和科创板指数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普通投资者经受了巨大的资产缩水损失。
对一个拥有2亿散户投资者的市场而言,我最关心的是在市场出现非理性下跌时,个人投资者面临的具体境况。股票投资与创业有一个共同点:都需要有人拿出自己的积累,承受不确定性,等待未来回报。如果一次异常冲击使投资者在被迫去杠杆中失去继续参与的能力,离开的可能不只是一个账户,也是一份长期投入市场的意愿。指数以后可以修复,这些人却未必回来。
救市的原则是应当尽力减少交易失序对个人账户造成的额外伤害,同时保留投资者承担正常商业风险的责任。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需要容纳判断失误,也需要避免流动性冲击将参与者成批挤出。我们需要为资本市场保留火种。这应当成为明确平准基金地位、设计其救市措施和考核退出机制时,始终不能忽略的目标。正因如此,平准基金不应仅仅是危机时刻临时拼凑的“速效救心丸”,而必须走向职责清晰的常设制度。
从更深层次看,常设平准基金不仅是对亿万个人投资者财产性收入的制度性保护,更是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提升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的关键金融基础设施。唯有当市场参与者确信极端流动性危机存在规则透明的“安全阀”时,长期资金与耐心资本才敢于真正留下来陪伴科技创新成长。这是对市场底线的守护,更是对中国资本市场长期信念的捍卫。
(本文首发于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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